惡人，告白，壞掉了。

                     
半年內一連看了三部電影，終於在走出電影院時忍不住問了：日本人...是不是很愛討論誰是罪人以及誰被救贖的問題？

我一直以為最愛討論這個問題的應該是俄國人，大半是被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影響而留下了這個觀念。朋友看著我說：台灣的電影不是也很愛討論什麼是國什麼是家什麼是族的問題嗎？

也許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過不去的情結，那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久了就變成茂盛的枝枒，成為藝術最後探討的關鍵。我和日本的文學史不熟，不確定探討惡與罪是不是戰後才開始的贖罪心理，但如果拿揹著類似標籤的德國相比，德國的當代電影顯得灑落多了。
一個不斷借用各種隱喻重新挖去自身骨肉見筋見血地抱歉，一個不斷replay，權力與道德的兩極化以百分之百的鏡像重新射出。

德日的戰爭罪刑似不能以死傷人數和船堅砲利的程度來衡量之，我比較傾向以民足心態及歷史事實交纏著看。德國人是在意識型態與哲學支撐下進行種族淨化的政治實踐，就跟他們的車子一樣，高效率高效能地在推動屠殺；日本人則是隨興所至地放任人的慾望成為暴行，動機不是要滅種。

恐怕也是因為這樣德國人在政治面不斷悔改，而且好像比較懂得檢討。日本人至今仍然可以放肆歡愉地造訪他們剝削過的九份與留有許多他們手腳痕機的台北中山站一帶，因為那對他們而言是罪惡脅制了他們，一切罪行未經過縝密計畫，人生來就帶了罪了，誰救贖呢？

告白、惡人、說謊男孩與壞掉女孩，是我近期自認的日本罪與罰三部曲。